欢迎访问江西顾特乐精藏科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现代的丧事该如何举办?

2015-12-21 10:06:04 154

    22.jpg 



     长期以来,人们皆乐观地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改进,人类的生死问题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但实际上则不然。如今,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但死亡问题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减轻,现代人的死亡的品质并没有得到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提升。

     1、科技与制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生死问题。

     人别于万物的特质有无限之多,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人有精神、意识和理性。中国古人有二句名言:“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所谓“万物之灵”说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明事理,能够区分万物,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驭使万物以为己用。所谓“天地之心”是说,人类虽然是天地自然所生,但却成为了天地自然的一种灵明:万物是没有精神意识的,是不能自明的,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意识与观念,才能认识万物、分辨万物,是为“天地之心”。所以,无论从发生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精神、意识、理性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人类之所以别于其他动植物的根本所在。

     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运用自身的精神、意识和理性,去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并使自然界屈从己意,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人类也不断地改造社会、创设制度,运用精神的能力去创造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的艺术天地,从而在自然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应该说,人类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水平,获得了较高的物质及精神的满足。

     由这一视角来观察与人类共始终的特殊的生命事业——殡葬活动,为什么会从家庭、家族的一种哀伤活动演变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庞大的产业呢?正是在人类有精神的世界。殡葬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消费。与劳动价值论揭示的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不同,殡仪服务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时间的量决定,而是取决于丧者情感、心理、精神上的满足,体现为满意度的高低。

     所以,人类应该进一步深思,扪心自问:我们为何要勤勤奋奋?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如此深刻地变革社会制度?我们为何要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都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好更精彩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更包括死亡在内。死亡并非是人生的异质性存在,并非是人生之后的状态,“死”实质上正是人之“生”的一体两面,就涵括在人“生”之内。

     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二十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大陆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包括殡葬水准的提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殡葬业品质的改善,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整体努力的重要组成方面。

     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生死的智慧。

     所谓生死智慧,本质上即是对人生问题、“彼岸”世界、超越性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具体就落实于人类的殡与葬的活动之中。从生死哲学的角度看与人类共始终的殡葬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类试图突破“生”“死”之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悲壮的最终总是归于失败的努力,而且消耗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如果站在纯理性的立场、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不必要,毫无意义。但是,恰恰是在殡与葬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丧葬文化,从而使临终者得到一种稳定感,获得安息之境,特别重要的是,遗属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无穷的期盼、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实就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努力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殡葬业是否真正的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是部分地背离了这一目标,甚至扭曲了这一目标?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关心、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2、现代人之生死实存与中国人之生死企盼间的紧张。

     所谓中国人之生死企盼,指的是中国人对生死状况的种种愿欲、期望和追求。死是人生之终点站,蕴含着人们众多的生死企盼,其一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二来自社会现实的存在状况,所以,人们的生死企盼具有民族性、多样化、复杂性和变化多的特色。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生死企盼集中到一点,即是“善死”与“善终”。所谓“善死”,即人们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寿尽而亡;所谓“善终”,是指人们临近死亡时,能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在旁,临终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交待完各种心事,再安然瞑目。并能够“入土为安”,让子孙后代可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人们若能实现这种“善死”与“善终”,便达到了理想的高品质的死亡。但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显然与此企盼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现代人已无“正常死亡”的观念,人们无论是不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去世,皆被视为非正常。人们大都是在医院中经过各种治疗(有许多是非常折磨人的治疗),然后才被宣告“医治无效”而死亡的。即便不是在医院中死去,人们也习惯地将死者视为因某种疾病所致。美国著名的医生舍温·纽兰指出:在现代社会,老年人无疾而终的事是不被承认的:“美国联邦政府发表它的《死亡统计预测报告》,从该报告的前15项死亡原因中,或从其他任何无情的一览表中,都找不到一个项目适合某些刚过世的人。《报告》异常整齐,它把80-89岁及90-99岁的人所患的特有的一些致命疾病在病因栏中列出来。即使死亡年龄为3位数的人也逃脱不了制表人的分类术语。……作为一名具有行医执照35年的医师,我从未鲁莽地在死亡证明书上写过‘年老’一词,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填写,这份表格将退回给我,并有某位官方记录保管人的简要附注,通知我,我已违反了法律。世界上任何地方,无疾而终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这样,在现代社会,正常死亡的观念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境”了。那些年龄非常大,显然是衰老而死者,人们也不认为是正常的死亡,因为所谓的“衰老”在现代社会的医疗体系中,也是某种或某些病症造成的(如心血管的毛病、中风、癌症等)。由于当代人之死皆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对临终者而言,死亡的悲伤也就更大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这样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而死者的家属之内疚心理和痛苦也更深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死者,为何没有早日发现亲人的病并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及时治愈它呢?等等,这就使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死”愿欲落空了,没有任何人是一种“寿终正寝”,这就大大加深了当代中国人之死亡恐惧与悲伤。

     其次,逝者也难以达到“善终”。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亲人们很难在逝者亡故前全部赶到,而且人们大多是在陌生的异己的医院中去世。然后则是亲人们强压悲痛,机械地添写死亡证明书,还要办理一系列冷冰冰的手续;再后则是尸体解剖和焚化,等等。这一切现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技术化的操作几乎都与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终要求相背离,这也即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人临终前总有返家的热切渴求,还有许许多多亲人未到齐,逝者“死不瞑目”的故事,以及尸体解剖和焚化遭到民众本能抵触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现代中国的殡葬业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特点,消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和技术化操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和人伦家庭的氛围,以提升现代中国人之生死的品质;同时也真正提高中国殡葬业的水准,让逝者走得安心,让丧亲者能放心,让社会能满意,从而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3、中国殡葬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殡葬业应该说现已初具规模,与从前比较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主任朱金龙先生认为:中国的殡葬业正面临一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以开展诚信经营为内容的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殡葬业的经营者正在以诚实经营、人性化和规范化的服务树立正面形象,努力消除过去因为塔陵传销的经营欺诈、专营机制下的强制消费和过多利润空间的暴利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见《走向文明与现代的中国殡葬业》,文载《第一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127页)

     一、中国人生死企盼的基本特征

     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来看,中国人善死善终的生死企盼又可别为主要的三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1)中国人生死企盼具有伦理化的特征,其核心观念是孝道

     死亡作为生命的中止,首先显现为病理的或生理的现象;但作为人之死亡而言,它突出的则是其文化意蕴。传统中国人对待死亡,首先突显的并非它的自然性,而是其伦理性。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规定、显扬死亡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死企盼散发着浓厚的伦理气息。

     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礼仪化最突出地表现在祭祀上。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生死教育一般都是在祭祖的仪式中进行的,因此,中国历代家训无不强调祭祀的重要和必要。《孝友堂家规》详细地规定道: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段、各个节庆之日,都必须按礼仪的规定祭祀先人,要做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否则既是不孝的表现,也会遭致祖先的惩罚和邻人的指责。一个中国人生前可悲之事很多,但最最痛苦之事还是担忧“香火不保”,也就是说家族的祭祀中绝了。这样一种心态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死亡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以中国人之生死企盼为核心,推进现代中国殡葬事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产生的土壤是小农社会,许多方面极其繁琐,且十分迷信,不仅与现代科学文化相背,也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应,需要大力改革,移风易俗仍然是中国殡葬业的重要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人性、人的生命尊严、人道、人文等等任意践踏,造成了另一性质的大问题。具体在殡葬活动中,将丧葬仪式减化为一个简简单单的追悼会,又存在着不合人性、有背人道、无法彰显人文的弊端。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立足于中华民族生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既肯定中国殡葬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要意识中国殡葬业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推进中国殡葬业的改革与发展刻不容缓,而其核心则在于从中华民族生死文化出发,探讨在殡葬过程中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国民众的生死企盼,这就需要现代中国殡葬业确立人性化、人道化与人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一、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的特征要求现代中国殡葬业必须注意人性化的问题。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的特征对现代中国人有无影响?以及究竟有何影响?殡葬业怎样做才能适应这一特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仔细观察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可以发现这种影响不仅有,且十分巨大,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探讨。

     在天津医科大学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4250人的抽样调查,在问及“面临死亡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在城市居民组中,选择“不能再有任何经历”、“怕死后不知变成何样”、“不知死后会发生何事”、“我的亲友会哀伤”、“所有计划都得结束”、“死亡可能很痛苦”的百分比分别是:15.93、7.66、8.97、10.06、12.89、18.15,唯独选择“对家人责任未完成的比例高达21.46。农村居民组的情况是,对前一组问题选择的百分比分别为:16.11、8.06、9.00、8.06、12.32、8.06,而选择“对家人责任未完成”的百分比还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组,达到36.02。现代中国人在面临死亡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和主要考虑的就是人伦责任未竟的问题,而这一点也在现代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获得了证实。

     庄慧玉等在《480例死亡病人临终前的观察和研究》一文中写道:“有的病人极望会见亲人,尤其是病人的子、女、妻、夫,见面时亲切异常或哭泣不止;或对他人愧疚,言词忠恳而后不久即死亡。死前的不安与恐惧:老年人涉历艰辛,十分向往安度晚年;中年人多有妻子儿女、白发父母,虑及自己死后上不能孝养送终老人;中不能与妻白头偕老完成自己的事业;下不能为儿女成家立业。青年人则为其美好的恋爱、婚姻和事业终止而遗憾终生,因而病人极端痛苦、恐惧,从而加速病情恶化和死亡。”(文载《全国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1996年,昆明)尹彩兰在《临终病人心理关怀体会》中写道:“临终前的病人,想到自己将离亲人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就不时的有一种孤独感袭来,这种孤独感很凄凉,很恐惧,因而病人表现过分的依恋家属,希望周围的人给予温暖,分担痛苦,减少孤独的日子,摆脱最后一刻凄凉感。”(同上)由以上临床材料来看,普通中国人在面临死亡时,首先企盼的是亲人环伺在旁,能够倾述心声,能够再多看一眼亲人;最担忧的则是自己去世后,给家庭带来的问题和困扰;而最害怕的则是逝前死后面临着没有亲人的孤独。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中国人并没有脱离人伦之网,生死企盼的伦理化特征仍十分明显。

     中国人生死企盼伦理化使中国人寻找到并仍践履着一条死亡非个我化的生死之路。生死企盼伦理化的结果是本为与个人密不可分的死亡事件蜕变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存亡之事。这可称之为死亡非主体化现象。这种死亡的泛化,一方面使个人之死亡痛苦可以适当地分散给许多亲人,从而减轻了临终者生理与心理的重负;另一方面也使个人之死亡的事件对一个家庭的众多成员产生的影响极大,这就突显出在现代中国广泛深入地进行“遗族辅导”工作的重要和必要。

     以往殡葬业者大多认为:殡葬工作的对象当然是逝者,是处理逝者遗体的过程。但具体到中国的殡葬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特征,则必须将遗属们的问题也纳入殡葬业工作的范围之内,这应该成为中国殡葬业人性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亲人之亡的事件往往给人们沉重的心理打击和感情重创,导致的负面影响极大,甚至导致新的死亡事件,如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的因亲人突发死亡而相伴的自杀事件的产生。如何使丧亲者接受死亡的事实,并尽快地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展开自我的人生之路,这一任务应该也必须由中国殡葬业来完成。这是因为,在海外及西方许多国家,悲伤辅导已成医院内的正式部门,医学、宗教、社会慈善机构等都在做着这些工作;而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专门做遗属之悲伤辅导的工作,殡葬业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丧亲之痛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可怕的生命“杀手”。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们只要有正常的寿命就一定会在某时遭遇到丧亲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情感特别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丧亲所导致的悲痛又会显得格外深重。对我们人生中必然会出现的这种人生的危机,每个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而这是需要社会性救助的,应该纳入殡葬业服务的范围之内。所以说,中国殡葬业面对的主要的服务对象决不仅仅是每年去世的八百二十万人,其服务的外延应该包括约九千万处于悲伤状态之中的遗属。

     所以,为了适应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特征,中国的殡葬业应该建设好“遗属抚慰中心”。一般而言,遗属的心灵伤痛主要包括:亲人去世引发的深切怀念;永远不可再见面的深层失落;不知亲人将面对什么状况引发的揪心;丧失自我生命另一半的痛苦;撕心裂肺般的恐惧和感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可能引发遗属的心灵伤痛,如:殡葬过程中感觉到是暴利引起的内心不满;丧事过程中,所获得的服务水准不高,受到冷冰冰、毫无热情对待的无力与无助感;可能产生的殡葬过程中员工对亲人遗体极不负责、当作一件物品的处理方式导致的痛惜感,等等。这些都会引发遗属冰透骨髓般的寒心。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将使遗属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损伤,由此危及其生理健康和今后人生道路的健康展开。

     所以,在殡葬业内设立的“遗属精神抚慰中心”组成人员包括:心理治疗师、宗教师、哲学家、医生、护士、义务工作者,等等。在接受丧事请求的第一时间,就应由该中心的有关人员上门或请遗属到中心来,为遗属提供哀伤抚慰的精神性支持,提供精神性资源。如佛教“往生西方极乐”的生死智慧;道家“生死齐一”的生死智慧;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立德、立功、立言”的生死智慧;中国民间百姓“阴间与阳间”的生死智慧;基督教“天堂”、“永生”的生死智慧;伊斯兰教“天园永恒”的生死智慧,等等。掌握这些人类历史上丰富的生死智慧,并在殡葬业务中加以运用,是殡葬从业人员必备的素质。此外,对遗属的精神抚慰要从逝者的次亲者开始。在具体的丧亲事件的过程中,一般的情况都是遗属由次亲属陪伴,在极度悲哀的过程中,遗属对外人、陌生人和他者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所以,殡葬业“遗属精神抚慰中心”必须掌握这种规律,对遗属的精神抚慰应该先从逝者的次亲者入手,对他们先进行某种生死智慧、心理治疗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再由这些逝者的次亲对逝者的至亲进行精神与心理的抚慰,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遗属精神抚慰中心”的人员,应根据遗属不同的文化程度及宗教背景,提供倾听、观念辅导、陪伴、讲座、提供有关书籍等等形式的服务。主要内容是:生死观教育;心理辅导;哀伤情绪释放;痛苦心情的转移,等等。台湾新竹市殡葬管理所谭维信所长介绍说:新竹市殡仪馆的“殡葬服务志工队成立于2001年11月26日,成员目前有20人,成员的组成以曲溪里里民、教师、宗教团体为主,成立的宗旨乃为提升殡葬服务文化,希望在本所与民众间搭起一座柔性的沟通桥梁,提供更深层的关怀。殡葬服务志工队服务的主要项目并不仅于代填书表……等简单服务,而是希望能够做到抚慰丧家的心灵,并将正确的殡葬文化经由这样机会介绍与他们,具体的服务项目有:1.殡葬设施引导 2.社会资源转介 3.悲伤辅导 4.殡葬咨询 5.法律咨询……。等。希望藉此来改变一般人对于殡仪馆阴晦及生硬的印象。” (参见《新竹市提升殡葬服务质量创新绩效作法》),文载《第一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30页)成立志愿工作者队伍来进行遗属的精神抚慰,在目前是一可行之方法,但从根本上讲,则必须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及配置专业人员,才能真正将这一立足于中国百姓生死企盼的事业做好。

    

     第二,要适应中国人生死企盼具有的礼仪化特征,要对殡葬业的各个部分进行深入的改革,关键是突出人道化安排。

     中国的殡仪馆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上,要从过去主要考虑“死人”之用转变为如何也让“生者”(遗属)更方便的基点之上,这就是人道化的需要。王夫子先生介绍说:有一次,他与一位殡仪馆长同行,进门后,看到一家四口正为突发性去世的小孩子哭得昏天黑地,老太太几乎已是全身瘫倒,没了声息,一旁的火化工若无其事地在吸烟,等着家属签字。他实在不忍心,上前抱起老太太,可是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能放下,况且地上还有三位悲伤异常的遗属,殡仪馆长冷眼看着,不置一词。他只好将老太太再次放到地上,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无可奈何。一般的殡仪馆,对“死人”躺在何处,怎样运送都有详细的规划与设施,唯独忘记了更重要的“活人”的活动。所以,殡仪馆的设计必须体现以人为本,此“人”不仅是“死人”,更是“活人”。比如说必须要有独立的空间提供给丧家举行各种仪式,有完善的冷藏设施对遗体进行保存,以举行亲人全部到场的告别仪式,等等。此外,在灵堂的设置,休息室的规划,环境的整治,殡葬工作人员的培训,都要以此为中心来进行。

     谭维信所长介绍新竹市新建的火化场值得我们借鉴。他说:“殡葬设施给人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光线阴晦、空气污浊。本市火化场兴建即本着‘人文化’、‘环保化’、‘优质化’、‘现代化’及‘绿建筑’等五大原则来规划。并于2004年6月30日领得使用执照。2004年9月29日获颁绿建筑标章。是目前全国殡葬设施当中第一个获此殊荣。并蒙各级政府派员参访。其中最值得他县市参考的特殊设计为人性化的奠礼堂及优质感的时光迎灵隧道。” (参见《新竹市提升殡葬服务质量创新绩效作法》,文载《第一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33页)

     此外,必须教育殡葬业者,对每位逝者的遗体都应该有虔诚之心,尊敬的态度,在所有的操作中,都要贯之以细致、周到、小心翼翼,一如尊重活着的长者一般,这也是人道化的需要。站在遗属的地位,亲人的遗体是最最神圣者,必须要有最高的尊敬态度;而在殡葬业者眼中,所有的遗体都只是工作的一个对象而已,而且他们每天都处于一种繁忙而乏味的工作循环之内,当然不可能有对每具遗体特别的尊敬之情。这样,两者立场与观点都不同,必会产生各种磨擦与矛盾,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

     在这一点上,应该在殡葬业者的思想中,引入一个“大体老师”的观念。台湾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大学在办学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色:这所大学医学上供解剖的尸体在全台湾是最多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一点呢?因为慈济大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大体老师”的观念,也就是将遗体捐献者称为“大体老师”。对医学生而言,这些“大体老师”完全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贡献出自己,让他们反复地操刀实践,这些遗体不就是这门课程的“老师”吗?教导了他们认识人体的构造与功能,学到了许多科学的知识,让他们成长起来。所以,学校有专门的走廊橱窗,内有文字与图片详细地登载每一位“大体老师”生前的事迹,而学生们上解剖课之前和结束后都要向“大体老师”表示感谢。所有的“大体老师”都被安放在干净整洁的房间内。医学实验完毕后,“大体老师”火化前还要举行棺木送葬仪式,火化后的骨灰盒则被陈列在一间布满鲜花、点有长明灯的展示厅内,家属们和学生们可以随时去悼念,慈济大学每年还要为“大体老师”举行大型的追思活动。这样一种观念非常值得殡葬业者们学习。有一位学生是这样写的:“您是我们这辈子最特别的老师,您将所有人体知识都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但我们却没有在您活着的时候,对您说:‘老师,谢谢您!’”这种“大体老师”的观念,使医学院的学生孕育出对“尸体”完全的尊敬与尊重;同样的,应该在殡葬业中,大力推广“大体老师”的观念,让每一个从事殡葬业的工作者,都能对每一具遗体保持尊敬与尊重,从而贯之于具体工作的每个环节中,让丧者的家属获得宽慰、安心和满意,殡葬业也能够因服务的高质量而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第三、要适应中国人生死企盼具有的神秘化特征,努力做到葬事的人文化安排。人间的丧事本就是一种至哀至痛之事,应该努力突显人文化,精心安排,以降低丧者家属的心理不适和情感哀伤。中国民间之生死文化由神秘化引申而出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死亡的禁忌,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死”字最不吉利,宾馆不能有4号房,电话号码最好也不要有4,等等。所以,在死亡事件发生前,人们充口不言“死”,观念中也极力排斥“死”,自然对有关“死”的问题毫无观念及操作上的准备。而一当死亡事件降临,立即成为有关者关注的焦点,可却没有一点知识,束手无策,焦虑万分,这些与失去亲人的痛苦交织在一起,让遗属们深感惊惶失措、孤立无援、痛彻心肺。此外,高龄化社会已渐渐降临,中国计划生育的成功,家庭逐渐小型化,难以应对相对较多的老人去世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不仅离婚者大幅度增加,不婚不育者也越来越多,孤寡者也必会大量增加,这将使无人照料后事的老人增多,这一切都需要殡葬业从推进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必须大力发展前延性的服务产品,比如大力提倡生死教育。生死教育不同于科学知识性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性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人们知晓某一学科,获得一种谋生的能力;而是教育人们从生死之必然性过渡到对自我生死的理性及感性的接受,让社会与百姓不避讳“死”,能以正常的心态来讨论有关“死”的各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力引入并提倡“生死规划”的概念,推动人们生前规划死后之事的新风尚。中国古代本有一个“白喜事”的传统,应该大力提倡人们“生”前就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安排“死”后之事,让“死”真正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海外与国外皆有所谓“预立遗嘱”、“往生契约”的安排,可以使人们生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减轻子女精神与金钱的负担,而且可以让自己的丧事更具个性化、更能表现个人的意愿。

     (2)殡葬业还应该发展后续性的服务产品,比如葬仪的多样化,以满足遗属的不同心愿,这是殡葬业人文化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说,生者与死者仍处于一个生存的空间,但却不在共同的物理时间之内。不过,在精神与心理的世界,人们往往觉得与逝去的亲人还能够在一起,并希望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人眼中,逝者为“大”、逝者为“鬼”、逝者为“神”。于是,便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殡、葬、祭等等活动。所以,殡葬业应该根据遗属不同的要求,提供佛教式葬仪、道教式葬仪、基督教式葬仪等等服务。在葬式上,除传统葬法外,还可以有意识地推广海葬、树葬、花坛葬、壁葬、发葬、基因葬、宇宙葬,等等不同的新的选择。良好的葬仪葬式,可以让遗属们放心和安心,从而大大减轻他们的心理负荷。

     (3)殡葬业还应该积极开展有关殡葬知识的社会性宣导工作,并推广上海飞思殡葬代理中心大光店服务员刘跃莲创造的“家人式丧仪服务”(参见《让丧事不再是烦事》,文载《殡葬文化研究》2005年2期,第41页):丧事家属一个电话,全部丧葬事宜都能按自己的心愿做好办完。中国目前有因出现一个重病患者而陷入贫困的家庭;也有因大肆挥霍的葬礼而入贫的家庭。让遗属选择一个既庄严又节俭的葬礼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在墓园的建设中,要努力营造一个“慎终追远”的文化氛围,以“孝”为核心营造殡葬业的后续性服务产品,比如墓地的造形、墓园文学的倡导、方便祭祀的交通设计、环境的改造,等等,皆应以突显殡葬的人文化为中心。要努力改变墓葬的恐怖性色彩,建设公园化墓地,融入城市现代之进程,让其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又一场所,成为现代人接受生死教育的重要课堂。

     (4)为了突出殡葬业的人文化发展方向,还要尽快推进有关丧葬名词的改换,废弃一些诸如死亡、尸体、殡仪馆、火化场等等习用语,使用诸如:往生(佛家语,可用于殡仪馆之名,如称往生馆)、大体(佛家语,可用于指称尸体);大化(道家语,比如可将火化场改称“大化馆”);坐化、羽化(道教语,可用于指称死亡,羽化也可用来指称“火化场”);“登仙门”、“飞升台”(道教语,可用之焚化炉的名称),等等。在殡葬活动中,改冷色调、已有恐怖内涵的名词为暖色调、明朗的词汇,有助于民众对殡葬印象的改变,在心理上、精神中能起到良好的抚慰作用。

     (5)殡葬业的人文化发展还包括于光远先生提倡的“传承服务”。于先生说:“我做过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殡’和‘葬’两个字后,加了一个‘传’字。就是把死者一生中值得对后人‘传一传’的东西,用各种适当的方式‘传开来’、‘传下去’。‘传’是‘继承’,所传的便是文化……。”(《殡葬服务与文化传承》,文载《殡葬改革和文化建设初探》,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335-336页)。具体而言,即是帮助遗属为逝者制作纪念册、演示片、出书等,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可以让丧者的家属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减轻心灵哀伤。

       江西顾特乐精藏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知名骨灰寄存架厂家,我们的殡葬用品、骨灰寄存架全国销量第一,值得信赖,绝对是您值得相信的首选好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