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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016-01-18 09:56:11 64

     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殡葬文化更加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社会生活方式的变   迁,殡葬文化在当代已逐渐式微,殡葬行业逐渐沦为社会上不被了解、理解和谅解的行业,逝者的丧葬活动也逐渐蜕变为失去了文化内核的物质处理过程,不能不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善终。”重新梳理殡葬文化的源流,通过对殡葬文化的扬弃与传承,结合现代科技技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构建一个科学的殡葬文化体系,既能促进殡葬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丧葬活动中的心理需求与文化需求。

  一、儒家的殡葬文化观

  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倾江河之水而书写亦不能尽言。丧葬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儒家文化的礼纪纲常和孝道观是相辅相成的。起于孔子、孟子、荀子,以至后世大儒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一脉相承。

  1.孔子的殡葬文化观:慎终追远

  孔子对于生死的看法,主张“天命观”,这与上古延续下来的宇宙观相契合。在《论语•颜渊》中,他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孔子对生死所作的非常明确的定位与定性。孔子是笃信天命的人,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生死本身属于命定,属于先验决定论,但同时孔子也明白的指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同《易经》所说的“乐天知命”。儒家的“知命”,并非“任命”,更非“宿命”。又如《尚书》所言“知人曰哲”,既要知人,也要知命;除了知命以外,当然也要知天。

  在《论语•先进》中,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连活人都未能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神呢?!子路继续问生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连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做的好,何谈死后的事情呢!因为,既然“死生有命”,那就不必去追究死后的世界,也不必追问什么时候死,只要问现在本身的工作与责任,是否已经做好就行了。孔子的告诫意在言外,亦即应先做好本分的责任,如果仍有余力,再关心死后或者命理之事。否则,如果生者的世界都未能有所改进,何必再去问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君子不能务本,只求幸进,则风气必大坏,民生也痛苦。所以,孔子所言,“物有本末,事有先后”,如果眼前的事做不好,如何奢求以后的事情能做好,如果“生”都做不好,如何照顾死后来世?所以应以生前现世为先,才符合仁心人道。

  孔子的丧葬观是与儒家的孝道紧密相连的,他把养生与送死看作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孔子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在《论语•学而》中他又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要认真对待人生的结束,要隆重哀悼亲人的逝别。《史记•孔子世家》中借晏婴的口,佐证了孔子对丧礼的重视。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晏婴进言道:“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重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意思说儒者都能言善辩很难用法令来约束;他们高傲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礼,甚至可以为此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以效仿;他们不事生产到处游说求职,是不能用来掌理国事的。因此国君不能用此来改革齐国的风俗,引导老百姓。

  “孝悌”思想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在他看来,孝道同时具有内外两重意义,对内是借以启发仁心的自觉,对外是借以象征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的关顾。而理想人格的培养和训练必须朝这两方面努力。在《论语•学初》中,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孝顺父母、敬重兄弟的道德修养放在了首位。弟子子游问何为孝时,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在别乎?”就是说孝道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仁心诚意,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籍,则与畜牲无异。进而,孔子把“孝”与“礼”结合在一起,孝、悌是礼的主要内容。他从孝悌思想出发,认为不患死但应哀死,因而特别重视、提倡崇祖敬宗的祭礼和葬礼。在回答弟子樊迟对礼和孝的询问时,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是说在父母生前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父母死后的葬礼和祭礼也要隆重而庄严。而且他还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要服三年之丧。当弟子宰予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久时,孔子非常气愤,责备宰予“不仁”,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意思是说孩子生下来后的三年是在父母的怀中抱大的,故而父母死后为父母服三年丧期是情理之中的。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进而说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到后来,要求在三年之内,不饮酒,不作乐,不婚聚,不访友,不应试,不做官,在外做官遇“丁忧”(父母之丧)之事,还要离任回乡守孝三年。后世历代中,如果为官遇到父母之丧,辞官守孝已成定制,即便皇帝不准,也需下圣旨称为“夺情”,以“忠君”之名义夺“孝顺”之亲情。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被弹劾时,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说张居正在丁忧之时不回乡守孝三年,虽有圣旨“夺情”亦不能掩其非。

  孔子谈到祭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祖先,就像祖先在那里一样,祭祀鬼神,就像鬼神在那里一样。祭祀要端庄严肃。孔子的这种精神,是很真挚的,是一种专注的诚恳。在《中庸》里,传承孔子的精神以后,也明白强调“至诚若神”,并明白指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故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参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能与天地参。”所以,孔子的这种至诚的情怀恢宏雄伟,能与天地大化同流,参赞化育。当然,孔子强调“祭神如神在”,重点乃在追求精神之至诚、礼仪之庄重,以此提升灵性、净化人性,并不在于对一般鬼神的膜拜。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也与他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内涵完全一致。

  孔子的学说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仁”字,仁的根本要义,在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孔子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种精神影响所及,形成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无数仁人志士的传统精神,可谓出于丧葬而超脱于丧葬,出于生死而超脱于生死。宋朝末年,文天祥遗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以身殉道,为仁义而牺牲,“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孟子的殡葬文化观:尽心厚葬的孝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孝悌为本”的伦理思想,提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他说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孟子把“仁义忠孝”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极力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同时,在《孟子•离娄上》中还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亲,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下女,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孟子不仅将“礼”和“孝道”作为丧葬观的基本内涵,把礼与厚葬等同,而且还付诸实践。《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提到,孟子奉母仕于齐,母卒,孟子派弟子充虞请匠人赶制棺椁,并吩咐棺木要好,以厚葬他的母亲。充虞认为孟子对棺材的要求太高、太奢侈,问孟子有必要做的这么精美么。孟子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以为悦;无财不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以独不然?且此为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姣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而俭其亲。”在孟子看来,厚葬并不是为了给人看着美观,而是只有这样才算子孙尽了孝心,讲了礼。否则就是不孝。自孟子以后,厚葬意味着“礼”和“孝”的美名,影响深远。

  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观”,进而提出“修身立命”的生死哲学。孟子在《尽心篇》中阐述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命,则知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大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矣,所以立命也。”孟子在这里肯定人心来自天心,因此人们若能尽心尽力,激发潜能,完成自我根本,便能知悉生命真谛,也就能够“知天,”知悉天心真谛。孟子主张,人们除了应该“知天”,还要能够“事天”,也就是能够存心仁厚,养其正气,才能以人心事奉天心。在此基础之上,孟子明确提出“立命”的观点。他直说人生的寿命,都有定数,或长或短,定数不二,均来自天命,人们面对这种定数,无法变更、无法逃避,只有勇敢面对,通过每天的修身,以待生命责任的完成,也就是安身立命之道。因此,孟子体现了这样几重意思,第一种境界是由孔子而来的“死生有命”,明言生命都有定数,都是命定天数。第二种境界是面对不可知的定数,只有修身以待,日日修身,时时修身,处处行善,达到心地通达,了无遗憾。第三种境界是正因为无法改变天命,所以更应该珍惜眼前的光阴,充实每天的内容,过好每一天。所以,孟子提出积极生活的逻辑起点:“修身”。由之演进的是,唯有修身才可以齐家,唯有齐家才可以治国,唯有治国才可以平天下。也就是形成儒家经典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所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孟子的修身、立命,进而演变为“养浩然之气”,这也是奠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璀璨文化的重要精神基础之一。浩然之气化为民族的正气,至大至刚,愈挫愈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命脉,形成傲对生死的“天地正气”。用宋代名将文天祥的《正气歌》可以对“养浩然之气”作最好的诠释。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孟子的生死观也渗透到他对天地的看法中去,也就是他的宇宙观之中。孟子说:“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就是说从内心存养善根,即可同化万物,形成超越性的精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超越性,同样体现在他所说的“充实之谓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主张对精神修养,应循序渐进,先从心灵充实开始,透过养气养心,先充实自我。因为充实自我,而有中心主宰,诚于中而能形于外,所以展现于外,即有光辉气宇、恢宏大度。将这种格局再括而充之,即可称为“大而化之”的圣。这正如宋代宰相张载所言:“大其心以体天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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